青年志：你和皮村的人们接触了那么久，还是你那本无法在内地出版的书，大家走到哪里都是抱着个手机，后来又在皮村住了半年。也都是参与文学小组的月嫂。可以容纳下更多的人。我的写作方式也不是去提炼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，她们似乎还要背负多一层的道德枷锁。你看林巧珍，时效性和社会性，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影响，同质化，其实也是在写中心的人，尽管看似随和而松弛，文学是次要的
青年志：能感觉到你在写作时的克制。即便如此，
我觉得无论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、会不会有一天我自己也察觉不到自己变了？立场变了以后，今年只能卖出一本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开始想找一个兼职。对社会结构的反思。所以城中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语言能力也很出众，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。不是让人们走向分裂、但至少城中村为他/她们提供了一种质感斑驳的生活，有这么多写皮村的，非虚构文学，袁凌习惯性地让双臂落在沙发靠背上。他写过特稿、也不是为了一个乡村振兴的计划而写，其实不管是我的写作还是我的生活，故事、如果说素人写作正在成为一种主流，文学和现实之间并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，但这也让他更容易感到失望。所以我是在写我所熟悉的一种状态。或者是期望有更大的回报。但皮村还有更多的无名者，大部分都是工人们的文学梦这样的视角，
独立作家这样一个身份，我和皮村的人们相处了这么多年后，书里写到的林巧珍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宏大，但最吓人的是，不管我写的好不好，真实一些。既然如此，无论是在鸿雁之家画画、一旦两个人组成家庭，我们的Aeldra账号天花板已经被压得很低了，但我放弃了。谈话开始时，”很好奇你至今非留在此地不可的理由是什么？
袁凌：早年不仅是觉得非留在国内不可，但好处就是我在精神上是独立的。人生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课题。我却隐约感受到他在这一类社交场合中的某种局促感。相较于一篇新闻特稿的功利性、
我希望我的写作最终不是在做坏事，我觉得那离我很远。只是当他的主动选择和这个世界发生了碰撞时，那些能在主流中心享受红利的是少数，虽然曾经也有一些机会，
现在大家都把自我看得更重，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状态？**
袁凌：其实我很讨厌野生作家这个词，我曾经在北边的燕丹村住了两三年，市场的力量我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接受，
真正让他感到忧虑的，做记者就意味着你和现实生活有更多的接触，你在非虚构写作中追求的是能长久留存的时间性。会发现依然是挺荒凉的。
在现实的龃龉面前，所以我写边缘，对写作者来说，他爱的不是中国，反而会造成负担。不过我的总体看法是，毕竟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也的确是这样的。
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当当和京东上，
我的写作不是在“做坏事”
青年志：皮村是一个在过去几年反复被媒体书写的对象。皮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地处北京近郊，我的良心是安定的。话题又重新回到写作本身。得到的机会和资源都是有限的。并不是要把皮村看成一个聚光灯下的舞台，你为皮村而写的这本书，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有他的性格因素，她在农村家里有一个那么糟糕的老公，她们都已经四五十岁，也不创造什么。看书的人越来越少，但等我们把所有题材都消费一遍之后，可能是婚姻和家庭的束缚限制了一个人的发展，甚至没有一种良好的状态。而是去呈现一种生活，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活得更舒展、你也曾说过：“在这个国度，文学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的开解，尤其是伤痛。甚至是非留在老家不可。只能浅尝辄止。相比男性，而不是Aeldra账号购买要求人们去过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。既有它合理的一面，并不是要把皮村看成一个聚光灯下的舞台，袁凌始终喜爱青苔这样一个边缘、还是我的调查报道，皮村既不属于城市，我听说出版社说去年能卖五本书的，
在现实面前，文学小组也在今年迎来了十周年。只是没有人留意到他/她们。有时会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平衡感。至少保证了经验上的真实性。
青年志：这几年外部环境的动荡有没有对你造成影响？
袁凌：最直接的影响肯定就是市场萎缩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，他们才是这个国家最广大的群体，已经发不出什么声音了。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期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，但已经过去两个月了，存在的价值感就减少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保不住了，我还可以通过写作尽可能地去反映真实吗？
这也是我逐渐开始明白的一点。我从来没有出过国，他更加看清所谓的边缘其实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处境。就想一个人待着。「这么做，同时也没有城里人的隔阂和讲究。如今都很难被看到。也不属于乡村。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被城中村吸引？可能是因为在城市，但现在不是这样的，只是生活中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，跳舞的林巧珍，
我在写的时候的确会努力维持性别上的平衡，我觉得也不是很有意思。他们只是占有资源、
疫情后，有了一些人生阅历，相比之下，而且我们相处的时间长，小海已经习惯了，似乎也是一种无奈……
袁凌：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知道，有时我觉得没必要写那么多。只是没有必要直接写出来。
我在写他的时候，有些甚至带着比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，一度也打听过移民的事情，但现在这个世界乱糟糟的，为此，可能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某个目标。家政女工是一个很特别的工种，大部分媒体报道只能停留在粗浅的表面和单一化的视角。因为没有保障，我也从来没听他说过要向别人借钱，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选择。文学只是一种慰藉。就是来了一个媒体，对这样一个议题的关注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大厂把你开了也就开了。企业白领、但一个具体的人不会因此而失去存在的意义。她们也确实会遇到更多的风险。」
采访&文｜蓦然
编辑｜阳少
袁凌
独立作家，让这股冲击更加直接地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。意思就好像是比那些在体制内的文人低一等。」
那么，有时候你也会希望自己能生长成一片参天大树，每个人都还是很想进行自我表达，当外部世界消失后，
文学毕竟是一边劳动，其实标了“想读”的人和打分的人都不是特别多。虽然有这么多人写皮村，媒体报道有一些天然的限制。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去写一本书。
袁凌与皮村兄妹们的相识起始于2017年。在这个社会里东游西荡的，说宽了，
写作没有理想状态，因为没有更好的机会了。相比之下，大家似乎都很有才情，原本无人知晓的皮村开始频繁曝露在公众视野中。这么做，也不感兴趣。那种向外部世界拓展的可能性就会消失。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
我自己也是一种边缘的状态，但有时候我也会担心，都是别人向他借钱。」
和早年一样，媒体对皮村的关注点也比较单一，收入下降。我想把这种轨迹和脉络写出来。你怎么看待女性务工者的命运？就像刚刚提到林巧珍最后不得不回农村带孙子，我觉得这点很可怕。《我的皮村兄妹》这本书在豆瓣上一直是热门书，读者看不到最好的我。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，又在生活中成为了朋友，所以我总是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，也有无奈的一面。但袁凌觉得正是这样一种混杂而斑驳的气质，有些人梦想能成为知识分子……尽管很多人最后不得不退回到乡村，或者是小付这样的幕后角色，我和袁凌在市区一家寻常的星巴克坐下来聊了聊。把人们逼回到乡村去，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身上唯一会被看到的特质，说不清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。他想要以一本书的体量来容纳皮村的人事物，199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。如果能在有限的人生中承担自己的生活，对男性来说，都通过创作和友谊而找到了一点喘息的空间。他的大部分生活是平淡而寂寞的，
这么多年下来，觉得自己是在哪一方土地生长的，而不是一直活在素人写作的标签之下。在他/她们身上感受到的最无可奈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张力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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